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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从陈凯歌的《无极》被恶搞成《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》展示于大众并广为传播之后，人们似乎是看到了一股全新的、极具生命力的创作方式，穷尽心智地挖掘、颠覆、戏谑，乐此不疲。《闪闪红星》被恶搞成《潘冬子参赛记》，奥运会徽被恶搞成男女厕所标识……“恶搞”之作便层出不穷，一发不可收。什么权威、经典、传统一律在劫难逃。 在“恶搞”盛行的氛围中成长的年轻一代，渐渐地开始不再崇尚于中国的四大名著，不再留恋于“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依碧鸳”，不再理解唐诗宋词元曲的豪情、含蓄和雅致。惟独钟情于颠覆、戏谑、无俚头，对于哈日哈韩趋之若骛。 当我们为他们企图屏弃传统、践踏历史的行为感到惋惜和愤慨的时候，他们也同样在讥笑我们的迂腐和守旧。这两种“势力”在无形中拉开了战役，于是一方面在呐喊重振国学的复兴，一方面在大张旗鼓恶搞和颠覆。这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恐慌。 如何去理解“恶搞”现象呢？我从报纸上看到了这样一段解释： “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，戏谑、颠覆、解构等手法是一种新注新解，表达了另一种观察经典的转折性视角，打下了当下文化的烙印，扩展了原有文化资源的可能性。所以对时下的颠覆之潮，还是采取宽容态度为宜。由简单而复杂，由一元而多元，由混乱而清晰这是艺术史发展的客观规律。能不能为后人留下些什么，能不能从中萌发有价值的文化创意，就要看这群“恶搞”作者们有什么样的创作态度和能力，以创新为主要目的，还是以博人眼球为主要目的？追求作品的艺术品质和思维深度，还是只图紧跟流行而已？理论上说，强大的颠覆力意味着强大的创造力。但如果只是一场“大众的狂欢”，曲终人散，没有值得咀嚼的余味，那必然是短命的。 应该看到，如果颠覆权威的作品太泛滥、比例过大，那就反而是在向经典屈服，向权威示弱了。因为频频对经典“开炮”，正反过来凸显出自身的原创能力不足，无法平地造巨人，只好通过踩踏巨人的肩膀来吸引别人的注意立，是剑走偏锋的无奈选择。颠覆作品的吸引力，正是建立在原来文本的基础上，原来的文本越是别有深意、难以撼动，成功颠覆后才越发具有摆脱压迫的快感和共鸣。否定经典，等于默认了经典作品本身的辐射能力、艺术魅力。所以宽容“恶搞”的同时也不能忘记，一个文化创意迭出的社会，不仅需要颠覆经典的勇气，也同样需要原创的自信和底气。” 任何现象的出现都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意义。对于文革，我们尚且提出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它的必然性，那么对于“恶搞”，我们是当以宽容之心处之。当然，宽容不等于纵容，对于愚昧的、无知的，我们应当善意引导；对于蓄意的、恶劣的行为，我们仍应当竭力制止和矫正。 还有传统文化的复兴仍是当务之急。